作者:康斯坦丁·西蒙诺夫
青年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被视作一种分心,只会削弱对革命的集体热情,婚姻被斥为“资产阶级”的习俗。列宁格勒红色普蒂洛夫厂一名共青团积极分子在1926年宣布:“维持个人关系的想法是无法接受的,这种想法属于早已消失的年代—十月革命之前。”[51]巴伊塔尔斯基苦苦追求名叫叶娃的犹太女孩—她是当地的共青团书记,全身心投入工作,很少有浪漫的邂逅。他所盼望的,只是在共青团会议后陪她回家,牵她的手,偷一个吻。他们最终结了婚,生了一个儿子,起名叫弗伊(Vi),以纪念列宁(列宁名字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的头两个字母)。托洛茨基在1927年被驱逐出党,巴伊塔尔斯基作为“托派反革命分子”也遭到开除。叶娃把对党的忠诚放在首位,她采信了丈夫犯了反革命罪行的认定,宣布与他断绝关系,将他驱出家门。巴伊塔尔斯基在1929年被捕。
巴伊塔尔斯基以20世纪70年代的眼光回顾过去,认为叶娃仍是好人,对党尽责使她在良心上委曲求全,党员的信仰预设了她对世界上“好坏”的反应。她让自己的个性和理性,屈从于党的“不容置疑”的集体权威。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“成千上万”个叶娃,即使革命渐渐让位于斯大林专政,仍在无条件地接受党的裁判:
这些人没有变质,相反,他们几乎没有改变。他们的内心一如从前,对外部世界的变化视而不见。他们的不幸在于保守主义(我称之为“革命的保守主义”),体现在他们对革命初期的标准和定义……保持一成不变的奉献。这些人甚至接受劝服,为了革命心甘情愿自认是间谍。许多人相信,这样做是革命的需要,从而可以视死如归。[52]
三
斯大林在1924年说:“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,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……属于这支队伍非常光荣,再也没有比这更高的荣誉。”布尔什维克把自己看作美德和责任的载体,在社会上与众不同。阿隆·索尔茨在影响甚广的《政党伦理》(Party Ethics,1925年)中,把布尔什维克与沙皇时代的贵族作了比较。他写道:“今天,我们成了统治阶级……我们国家的习俗,将以我们如何居住、穿着、行事、重视何种关系为准。”布尔什维克是执政的无产阶级,与不同的社会阶层进行亲密的交往也是不可取的。索尔茨认为,布尔什维克娶无产阶级之外的女子为妻,就是“坏品味,就像上世纪伯爵娶女佣一样,必须受到相同的谴责”。[53]
沙俄的公共生活以贵族的风貌为主。与此相应,党的风貌很快也在苏俄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,占据了主导地位。列宁本人曾把布尔什维克比作贵族。事实上,1917年后入党就像社会阶层的攀升,它能带来精英地位、特权、优先获得的官位,以及成为党国的一部分。内战结束时,布尔什维克已占据政府所有的主要职位。随着苏俄生活的各方面陷入国家的控制,官僚机构急剧膨胀。到1921年,苏维埃官僚人数是沙皇时的10倍,共有240万国家官员,超过俄罗斯产业工人的两倍,成了新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。
精英的态度很快在布尔什维克家庭扎根,并传染给他们的孩子。根据1925年在各校进行的控制游戏的研究,大多数苏维埃学生认为,党员的地位理所当然应高于社会其他成员。两个男孩发生纠纷,如果留给孩子们自己决定,他们通常支持父母是布尔什维克的男孩。该研究显示,苏维埃学校已在孩子身上造成价值观的重大变化,以新的等级制度,取代了曾在劳工阶层中奉行的公正和平等。党员的孩子滋长了明显的权利意识。在一次控制游戏中,孩子们在玩火车,男孩想要开车,不愿等待一个小女孩上车。那女孩却说:“火车会等我的,我丈夫在GPU[政治警察]工作,我也在那里上班。”她登上火车后,还要求获得免费车票。[54]
这个自封的精英阶层,其资格是“共产主义道德”。布尔什维克把自己定为政治和道德的先锋队,其救世主式的领导意识,要求其成员证明自己拥有这个资格。作为精英,每一名成员必须证明,自己的私人行为符合党的利益和信念。他还要显示,自己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,拥有比群众更高的道德和政治的觉悟,诚实守纪,工作勤奋,无私奉献。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体系。布尔什维克拒绝抽象的或基督教的道德理念,斥之为一种“资产阶级压迫”。相反,它要求一切相关的道德问题,必须服从于革命需求。一名党的理论家在1924年写道:“在阶级斗争中有助于无产阶级的就是道德,有害于无产阶级的就是不道德。”[55]
信仰是每一名“自觉的”布尔什维克的道德关键,使之有别于为私利而加入共产党的“野心家”,信仰又是问心无愧的代名词。党的清洗和做秀公审(show trails),被用来探索被告的灵魂深处,以揭露他或她的信仰真相(坦白被视为内心的真实暴露,所以非常重要)。此外,信仰是一个公共问题,并不属于私人。也许,这与东正教传统的公开忏悔有关,却与西方基督教的私下忏悔大相径庭。在西方概念中,良心是与自己内心的对话,但共产主义道德对此是不予承认的。1917年之后,这种意义上的俄语中的“良心”(sovest)一词,几乎从官方使用中全部消失,被soznatel’nost’所取代,表示有觉悟或能力,达到对世界的较高级别的道德判断和理解。它在布尔什维克的话语中还表明已经获得道德革命的较高逻辑,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。[56]
当然,并不能指望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能详细了解党的思想。对普通党员来说,只要参与日常的实践仪式便已足够—誓言、歌曲、仪式、崇拜、行为准则—犹如组织起来的宗教的信徒,只需上教堂表述自己的信念。党的学说是所有追随者的信条,集体作出的判断就是终极的正义。如果领袖指出某党员有罪,后者只得悔改,向党下跪,欢迎党的判决。如果为自己辩护,无疑是对党的意志抱有异议,是罪上加罪。这解释了为何这么多布尔什维克,即使是无辜的,也在清洗中认命。布尔什维克领袖尤里·皮亚特科夫,1927年作为托派而遭开除。过后不久,他的朋友透露一次对话,对这类人的心态有所披露。皮亚特科夫为了能够重返党内,决定放弃许多他秉持已久的政治信仰。他的朋友指责他已变成一个懦夫。但皮亚特科夫辩解,这仅仅表明:
真正的布尔什维克,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多年信奉的思想。真正的布尔什维克,早已把自己的个性彻底融入“党”的集体之中,愿意作出必要的努力,抛弃自己的意见和信念……如果党有需要,他愿相信,黑是白的,白是黑的。[57]
皮亚特科夫改弦易辙得如此彻底,然而像其他“叛徒”一样,再也没赢得斯大林的完全信任。1936年,斯大林下令再次将他逮捕。
清洗的开始,远早于斯大林权力的崛起,其起源是在内战时期。其时,党的队伍迅速增长,领导人害怕中间充斥着野心家和“自私自利者”。早期清洗的对象是整个社会群体:“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”、“富农”,等等。工人阶级出身的布尔什维克一般免查,除非有人在清洗会议中提出具体的指控。到20世纪20年代,清洗方式逐渐出现了转变,变得越来越重视个别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和信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