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林娜·阿达西斯卡娅1921年出生于活跃反对派的家庭。父亲是社会革命党人，母亲和外婆是孟什维克（三人都在1929年被捕）。20世纪20年代，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仍有可能在苏维埃政府工作，加林娜的父母过着双重生活。父亲在新经济政策推动的合作社管理部门工作，母亲在贸易部供职。但在私下里，他们仍保留旧的政治观念。加林娜受到刻意的保护，不碰这个秘密的政治领域，被培养成为“苏维埃孩子”（她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）。“政治是父母上班从事的，或用来写作的。但在家里，他们从不谈政治……把政治视作肮脏的行径。”[67]
尼娜和加林娜所处的家庭可能有点极端，但她们凭本能学到的沉默规则，却是众多家庭所遵循的。出生于波兰贵族家庭、因上教堂而被少先队开除的索菲亚·奥热姆伯罗斯卡娅，与家人生活在明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庄，住在一栋木房子的前半部。她回忆：“在家里，我们从不谈论政治或类似的话题。父亲总说‘隔墙有耳’。有一次，他甚至为我们演示，透过墙上的玻璃隔板，可以听到邻居的谈话。我们懂了，自那以后也开始害怕邻居。”[68]
柳博芙（柳芭）·捷丘耶娃1923年出生于乌拉尔地区的切尔登小镇。父亲亚历山大是东正教神父，被捕于1922年，关在监狱里将近一年。出狱后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（OGPU，政治警察）向他施压，要他成为举报人，汇报自己教民的活动，但遭到他的拒绝。为此，切尔登苏维埃政府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，并在1929年实行配给制度后拒发配给卡给他们。††亚历山大的教堂又被宗教改革者夺走，后者寻求东正教礼仪的简化，获得苏维埃政权的支持。不久，亚历山大二度被捕，因为宗教改革者举报他在信徒中散播不和言论（指责他拒绝加入宗教改革者的行列）。柳博芙的母亲原在切尔登博物馆从事图书目录的工作，也被辞退；两个兄弟中年龄大的那个，也被学校和共青团开除。他们家的经济来源全靠柳博芙当教师的姐姐。柳博芙回忆她在20世纪20年代的童年：
 
父母如果要谈论重要事项，总是去屋外窃窃私语。有时，他们会与祖母在院子里交谈，但从不在孩子们面前—从来没有……他们从不争论或批评苏维埃政权—尽管他们满腹牢骚—但我们从没听到过，哪怕是一次。母亲老是跟我们说：“你们不要参与闲聊，不要多嘴，听到的越少越好。”我们长大的地方，满屋子都是耳语者。[69]
 
 
四
 
 
许多家庭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日益加剧的代沟：旧社会的风俗习惯在私人家庭中仍保持优势，论资排辈仍然行得通；但年轻人通过学校、少先队、共青团，越来越接受苏维埃宣传的影响。对老一辈来说，这种情况构成了道德困境。他们一方面希望将家庭的传统和信仰传给子孙，另一方面又想把他们培养成苏维埃公民。
在大多数家庭中，祖父母是传统价值的主要传承者。尤其是祖母，如果父母是双职工，祖母就在养育子女和管理家务上承担主要责任；如果母亲只是兼职，祖母就承担辅助责任。用诗人弗拉基米尔·科尔尼洛夫的话，就是“在我们的年代，似乎没有母亲，只有祖母”。[70]祖母的影响是多方面的，她们通过管理家务，直接影响了孩子的礼貌和习惯。她们向孩子讲述一些陈年往事（1917年之前的），以后既可作为苏维埃历史的参考或抗衡，又促使孩子对学校灌输的宣传生疑。她们为孩子朗读在苏维埃学校很少学到的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，或带孩子去剧院、画廊、音乐厅，从而传承了19世纪的文化价值。[71]
艾莱娜·邦纳是外祖母带大的。她后来写道：“我生活的中心是巴塔尼娅，而非妈妈。”她父母是党的积极分子，常常不在家。艾莱娜在与外祖母的相处中，找到了她渴望但从父母那里又得不到的爱和亲情。巴塔尼娅提供了道义上的平衡力，以抵消来自父母的苏维埃影响。即使是个孩子，艾莱娜仍能意识到，祖母—一位丰满且“美得惊人，既冷静，又不卑不亢”的女性—所处的世界，不同于父母所处的苏维埃世界。
 
巴塔尼娅的朋友和熟人很少来访，我们楼中的居民只有她和小孩子们不是党员，但我经常陪她去拜访别人。我看到她们不同的生活—吃不同的菜，使用不同的家具。（在我家，只有巴塔尼娅一人使用正常家具和一些精致摆设……）她们的谈论也迥然不同，我觉得（这个印象肯定来自父母）她们应属于不同种类，我说不出到底是更糟，还是更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