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喜欢看儿童杂志《莫济尔卡》（Murzilka），其封面上的口号是：“妈妈！爸爸！我们将推翻你们的权威！”这杂志呼吁儿童建立新的生活方式，汇集大家的玩具，把大家组织成像少先队一样的俱乐部。我是我们这一层楼孩子里的头儿，我会大声朗读杂志上的文章，向俱乐部成员解说其中的道理。大楼管理部门让我们借用地下室来聚会，我们在地下室的墙上贴满革命英雄的照片，并在那里寄存所有的玩具。[43]
 
其他少先队员对政治活动更感兴趣。他们受到长辈的鼓励，模仿成年共产党人的行止，扮演官僚和警察的角色。这些早熟的积极分子，携带公文包前来出席“行政会议”，以党的口号发言，做正规的记录，并谴责涉嫌怀有反动思想的老师，甚至还有人在街上充当举报人，协助警方追捕“间谍”和“敌人”。[44]
到15岁，苏维埃儿童从少先队升至共青团，但不是所有孩子都够格。1925年，共青团有100万成员—约占共青团员合格年龄的4％（从15岁到23岁）—仅是少先队成员相应比率的五分之一。[45]加入共青团是加入共产党的前奏，很多工作职位和大学课程只对共青团员开放，或优先择取共青团员。尼娜·维什尼亚克娃记得，加入共青团是一件“头等大事”：
 
迄今[她写于1990年]，我还记得共青团员手册中的每一句话—它激起我的万千思绪。我记得，我突然变成肩负重任的成年人……与加入之前相比，我似乎一下子变得能干许多。加入苏维埃的精英行列和取得巨大的成就，一直是我的梦想。现在这个梦想即将成真。[46]
 
诗人叶夫·多尔马托夫斯基1915年出生于莫斯科的律师家庭，1930年从少先队升入共青团。他参加申请入团的会议时迟到了，受到团书记的责备，指责他“显然不够成熟，尚不符合加入共青团的要求，申请加入只是想追求政治前途”。多尔马托夫斯基告诉父亲此事，他的满不在意受到了严厉的批评。父亲警告说：“他们都在看你，你必须证明，随时准备奉献自己。”下一次会议中，一名女孩追问多尔马托夫斯基，他是否“愿为苏维埃政权牺牲自己的生命”。[47]
加入共青团，就必须接受共产党的命令、规则、伦理。共青团员对革命的忠诚，应该高于对自己的家庭。他们不再是孩子，而是年轻的共产党人，要像党员一样全身心投入公共生活。共青团是党的后备军，都是年轻的积极分子，志愿为党工作，在反对腐败和滥权的斗争中，随时准备充当间谍和举报人。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，这样的任务具有极其广泛的吸引力。革命和内战的理想，深深打动了苏维埃青年，所推崇的就是这样的行动和活力。许多年轻人加入共青团，不是因为信奉共产主义，而是因为身为积极分子，亟想有所作为，却没有施展抱负的其他渠道。[48]共青团员被要求在家长和教师中揭发“阶级敌人”，作为锻炼，还在学校和大学里参与对“反革命分子”的模拟审判。
他们出生太晚（在1905年至1915年之间），没受到旧社会价值观的熏染；又太年轻，没参与血腥的内战。这些青年积极分子，对革命的“英雄时期”抱有极为浪漫的憧憬。罗马什金回忆：“我们渴望与父兄辈的革命家挂上钩，认同他们的斗争。我们穿得像他们一样，一身军服，模仿农村男孩从红军那里学来的军人口语。”积极分子热烈欢迎布尔什维克的斯巴达文化，他们从小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、大革命、内战的贫瘠中，对刻苦节俭并不陌生。他们更以禁欲主义的激进，杜绝所有个人（“资产阶级”）的财富和快乐，以免革命斗争受损。有的自组公社，聚集大家的钱和财产，以“消灭个人主义”。他们在道德品质上也是绝对主义者，奋力挣脱古老的习俗。[49]
20世纪20年代的理想主义共青团员是一个特殊群体—他们将在斯大林政权中发挥重大作用。敖德萨地区的共青团积极分子米哈伊尔·巴伊塔尔斯基，与朋友们组成俱乐部，他在回忆录中谈及当时的主导精神：“人人都是纯真的，如有需要，时刻准备以生命捍卫共产主义。如有炫耀或抱怨，会被冠以‘臭知识分子’的帽子，这是最具侮辱性的标签之一，比它更糟的仅有‘自私自利者’。”在这圈子里，大家都愿把自己献给党的事业。譬如有报道称，某契卡（政治警察）为了革命需要而没收父亲的五金店，没有一人会为此感到震惊。大家都认为，追求个人幸福的思想是可耻的，应予以消灭。正如巴伊塔尔斯基所说的，革命需要我们为明天的美好生活牺牲今天的欢乐：
 
我们的希望都寄托于未来。能够亲自参与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，甘愿承担其中的全部责任，我们感到无比激动，做任何事，即便是很普通的，也会坚强无比。这好比在等待一列火车，把我们带去别处，投入辉煌的事业。我们愉快地竖起耳朵，寻觅远方火车的汽笛声……[50]